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意见还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如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等。

上海梦想回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有20几年了。俺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也是围绕沪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比较展开。上面的观点，跟俺的论文很类似，空洞而苍白，缺乏对金融业的深入理解，想当然认为金融中心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和数据（如外汇中心交易量）来说明。

大概3年前英国做过一项研究报告，认为伦敦和纽约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新加坡都只能算区域金融中心，都缺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报告反而认为从长期看，最有可能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的是上海。从长期看我不反对这个观点，我也希望国内出现国际级金融中心，但短期内，至少在2020年前，这还只是个美丽的梦想，除非我们采取非常激进的手段。

首先，上海是否是国内金融中心还有待商榷。上海本地的金融机构，鲜有在业内响当当的，一个趋势是这些金融机构在北京与深圳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也说明上海金融市场缺乏活力。

l            商业银行中的大佬都在北京，股份制银行的代表是深圳的招行和北京的民生，上海的浦发则国有味道太浓，甚至最早有汇丰投资的上海银行反而现在越来越落后于已上市的北京银行。相对而言，设在上海的外资行发展都不错，但部分原因是国家政策鼓励的缘故。

l            保险业的太保，规模上不如北京国有的中国人寿，也不如深圳的平安,发展势头甚至不如设在北京的后起之秀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据做过太保咨询项目的朋友讲，这个公司的确很混乱。

l            中国最好的本土券商是中金和中信证券，发展更早的上海本地券商申万和国泰君安现在发展均不够理想。中国最好的外资券商也是设在北京的高盛高华和UBSS。

l            中国领先的股票基金很多都在深圳，VC中心在北京，PE中心则北京上海各具优势。

其次，意见中提到的都是国内金融中心的建设，根本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一个韩国企业想境外投资或融资，没有考虑到上海联系当地银行，那么上海就不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南非的企业需要融资时，会去伦敦找banker，因为后者掌握了更多的市场信息。当然，这里的banker, 并不是说英国本地的HSBC, Barclays,而可能是境外的金融机构身在伦敦的分支机构，如高盛和大摩。东京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日本人不爱说英语，无法做国际业务。

再次，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的条件是货币自由兑换，信息通畅，金融监管能力强，同时也是人才中心。

l            目前人民币仍不可自由兑换，利率仍未市场化，这也意味着资金不可自由进出，银行产品非常单一。 连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远期交易都需要在境外做，国内何谈国际金融中心呢？

l            若干年前国内还曾有过是否允许路透的财经信息进入中国，这就更搞笑了。没有实时的国际财经信息，电视杂志报纸互联网全面管制，怎么可能为金融中心提供必要的信息？

l            各种研究报告都在提上海本地金融人才多，其实更是胡扯。伦敦是EMEA的金融中心，因为伦敦银行的团队中有能独立处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各国市场的专业人士 – 不仅流利讲当地语言，也有当地的工作经验。迪拜等海湾等金融中心想聘请海外金融人才时，也会去伦敦招聘，而不是在自己国家内部解决。象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德国机构，其很多业务（包括前台和后台）的最优质人才都在伦敦分行，而不是银行总部的法兰克福。上海金融人士连去北京和深圳抢项目的能力都有限，别说去韩国日本印度抢项目了。另外，不管是伦敦还是纽约当地都有顶尖的金融类大学和研究机构，而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尚处于国家严格管制阶段，还没有学术自由，更没有国际视野，无法为金融中心提供必要的人才和研究。

l            金融中心的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因为他服务的市场是国际市场，不是国内市场。伦敦巴士和地铁里很多人，你仔细听或观察就能发现，外国人的比例非常之高。香港的国际专业人士也比较多，国内原本就不多，再加上最近国内市场的发展，国际人士还有减少的趋势。

l            金融市场处于初级阶段，也意味着监管者的能力也是制约因素。他们自己不懂的业务，多半不会让市场推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管。

最后，目前主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很多机构都是政府或国有企业，包括证交所和大型金融机构。真正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必然离不开世界各地的各种机构参与。目前不管是民企还是外企，进入金融领域都有很多限制，境外投行和基金均不能直接进入中国营业。所以想靠四大银行，政府的交易所，来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不可能。

失业对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有优异工作背景的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事。不过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听到看到的失业现象正逐步增多。

民企受影响很大，尤其是盈利状况很差的企业。对于视频类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企业，与其说金融危机导致了裁员，还不如说是金融危机使企业管理者认清无法再象以前为了自己的梦想而烧别人的钱。对于MNC来讲，中国区裁员往往也反映了公司全球竞争力的下滑或其中国业务的不景气。对于国企或国家机关来讲，裁员不见得那么干脆利落，但奢望国企是铁饭碗的，可能发现其实并非如此，看看那些四大行如何裁员的就知道了。只是他们不会用‘裁员’这么资本主义的词。对国家机关不那么了解，但如果年轻轻就泡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明显没事做也不走人，这种工作也只适合部分人做吧。

因朋友在金融圈的多，最近发现裁员还真多。据说伦敦金融口的同学被裁的稀里哗啦无计其数，谁让俺同学90%以上都在金融机构了，尤其很多人就在做CDO之类的工作。大学本科同学在商业银行银行的多，几乎没受影响。

国内最近身边受影响的朋友包括：

l            A 在其领域很专一，多年境内外企业经验，包括海外读书和工作经验。他们公司3个月前还雄心勃勃大力拓展国内业务，疯狂招人，现在则大刀阔斧裁员，中国公司几乎裁了一半员工。我跟A说现在形势很差，公司要么不招人，要么声称招人但招聘过程中止或不发OFFER。不过A目前信心还很足，并不考虑几个不甚满意的机会；

l            B 非常优秀的经验，在各自领域都是国际最受业内尊敬的公司。不过受全球受金融影响大，部门大量裁员。在家几个月，还在找工作。可惜在同业内几乎所有公司都在裁减类似的职务，所以在业内找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0。本想放低身价，不过人家公司怕他只是暂时来混混，经济形势好了再走，所以就是不给OFFER。这世道，人家条件太好，想随便找个工作都不易；

l            C 一个好友，财务背景非常强，从一个MNC被挖到一个美国公司。该公司国内没几个人，工资奇高，所以经济不好马上就被迫走人了。现在只能在几个公司间作consultant;

l            D 一个好友，MNC China CFO, 因与领导不和被迫辞职。原本非常抢手的烫山芋，现在也只能放低身价；再提一下，他算辞职的，但我觉得他应该赖着不走，如果CEO非让他走，就得付赔偿金；

l            E 一个好友在一中型国际投行，中国办公室多数人都走了，只剩下他和一个ABC。二人还有点矛盾，所以不知道哪天又要走一个人了；

l            F 就职于一个国际PE，合同到期的同事，公司一概不续签合同；

l            G 在香港一投行，属于在金融危机前半年公司就解散了整个亚洲团队。找工作大半年了，也没进展。

上面这些人，单个拿出来，背景都非常优秀。在一年前应该都是市场上备受吹捧的。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都遇到困境，或许是人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有的还能坦然对待，有的则备受折磨，甚至影响到人生观和睡眠质量。没办法，中国这一代从小到到都还顺利，的确没经历过类似的挫折。但我觉得长期看，对国家和对个人都不一定是坏事，重点是看你如何对待。

我自己倒并不介意被裁，反正拿一笔遣散费，顺便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回来后仔细思考，弥补之前因工作过于繁忙而疏忽的事，如职业发展，个人健康，生活方式，家人关系等。 说不定你会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创业或转行。不论如何，保持乐观心态，同样热爱生活都重要。很多高薪工作，本来就是高风险高回报，所以一时的挫折本来就在意料之中。

当然休息思考之余，还是要工作的，也不能太远离社会。是否继续按原来的想法找工作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换作我，随便找个工作再说，机会总归有，但休息太久容易对人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防止失业，是件很难的事。但我想如下措施能多少帮助减少失业概率或更快找到新工作：

l            多研究自己所在的行业和公司。夕阳产业，竞争力不足或盈利能力下降的公司（如Moto的手机业务部），尤其人力正本又在总成本中占大比例的公司，或部门的裁减对公司成本影响大胆对业绩影响不大的（如网站编辑），或在经济危机前大规模招人的(如永远慢半拍的安永)，更容易裁员。

l            工作表现，这是老生常谈，不过真正在公司里与老板和同事关系保持融洽的，其实不多。工作表现好，人缘好的，被裁的概率低，被裁后也容易被老板同事推荐给其他机构找工作。

l            工作技能不要太单一，因为不管是行业发展存在更新换代还是同一行业同一技能可能出现人才过剩额情况，有多项技能都是看家宝。在公司内部调动的机会多，离开公司外可适应的工作机会也多。如同时在IB和商行做过，或在银行和公司都做过，即做过咨询又做过财务，或在一个公司内部做过两个职能部门的，找工作的灵活性都要大很多。人重复一个工作5年，可能连思考的能力都丧失了。

l            外语，专业资格证书，好的学历（包括ALEX建议的读博做个烧包），都很重要。俺2年前犯懒没考CFA，太不象话了。英语不好成了很多人找工作遇到的头号问题。

l            Networking: 不管是否考虑换工作，与猎头，同业，上下游公司，专业机构等保持良好关系，使你不仅了解到外部的工作信息，也能在你需要找工作时提供帮助。不过networking不等于三心二意，应该时刻保持着风骚的外表和贞洁的内心。

小时善于长跑。高中运动会时还参加过1500米比赛。因为耐力好，所以去高原或起早贪黑爬山涉水持续蹦迪都不在话下。但从小到大俺都是不爱用力的人，用脑用脚都可以，但不喜欢用蛮力。运动技巧也不佳，所以攀岩，铅球单杠之需要技巧或猛力的项目都不行。

高中时曾酷爱乒乓球。经常下课铃响后就飞奔去乒乓球台，打上5分钟。也有过冬天不带手套，导致手指被冻僵（握球拍的手指变形），也曾有自习时打球被老师抓回的场景。当时另一爱好是打排球，曾经能在无网时大力扣球。不过真有网时，发现网太高，蹦起来勉强碰到网，更别提扣球了。

之前在上海时还每周打羽毛球，我一向以大脑领先四肢著称。想的无比邪恶，眼睛四处乱转，让对方摸不清方向，据说常有看东打西的时候。不过动手时球就不听使唤，不能指哪打哪，常有想东打西的时候，所以在场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完全无法掌握球的方向。来北京后就打了两次羽球。第一次崴了脚，第二次被打发烧了，从此告别了羽坛。最近几年只是游泳，很少参加打球或器械训练。

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对身体健康帮助很大，但对塑造身形没有太大帮助。不过我一向认为健康最重要，也不太在乎身形，何况也不觉得身形有多差。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小肚子见长，腰围也越来越大，有时不时被奚落有变成小熊的趋势。

今年本命年，春节前后小病不断。再加上有点开始人老珠黄，徐郎半老，的确需要加强身体素质和身形塑造。于是立志今年从知性男转型为知性男+性感男。帅男咱就不奢求了，除非做整容手术，现在的审美觉悟也没这么高。

上周去健身中心付钱请了私教。对于成本控制严格的我，为了这笔钱也要抓紧锻炼，不能浪费。所以对同事质疑的我是否能坚持2周的冷嘲热讽非常不屑。

第一次私教课为体测，目的是了解我正式训练前的基本情况。一向惜力如金的我，对用力玩器械一点都不感冒。一个动作，我做了10个，但告诉教练记成15个，因为我有力但懒得做下去。或者做完某个动作后教练问我是否累，我很轻松说，不累 – 理论上体测时应该是用尽全力做到不能做为止。教练也很快发现，对我来讲，除降脂增肌外，如何知道发力并逐步enjoy发力，比纯粹的健身更重要。对于长于学习思考，也有很好耐力的我， 如何学会用力的确是我三十几年一直落下的课。

今天是第二节课。训练更加系统，原来在家里使用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道具也可达到健身的作用，只是我们平时太懒，或者训练不系统，所以不能达到目标。教练不停让我练各种复杂又累人的活，以至于我称教练老人家为虐待狂兼自虐狂。反正训练过程中，我一向态度不端正，插科打诨，目的在偷懒并分散教练注意力。

按教练说法，我耐力的确不错，只要学会如何用力就可。预计2个月内身形就有变化。每周我也开始了拎着大包装满运动服运动鞋上班，貌似个职业建设者。再下去，说不定还参加热舞，搏击或单车训练。 回家后也开始加强哑铃和仰卧起坐的训练。短短的1周时间，我对健身的热情已明显高涨，就像当年开始玩单反相机一样。以我的执着和耐力，相信必然可实现教练的初始计划。更何况写了博客后，就多了一群监督者，想象以前那么偷懒，大概是不可能了。

这几天美国政府和民众关于AIG奖金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奥巴马甚至发誓将寻求一切法律途径来阻止AIG向部分高管派发总额1.65亿美元的奖金和续聘津贴。美国民众也声讨AIG为无良贪婪的金融机构，拿着纳税人的钱挥霍。甚至还有人质疑美国政府注资1730亿美元给AIG后，有超过900亿美元支付给其他金融机构（高盛129亿，法兴119亿，德银118亿美元）。AIG的首席执行官(CEO) Edward Liddy昨天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一部分奖金是不合时宜。

我们不妨将这次风波的法律关系简化如下：

美国纳税人 –> 美国政府 –> AIG –> 业务伙伴 (包括员工，交易对手，客户等)

反对AIG奖金者认为AIG的业务伙伴受惠于纳税人，所以不应享受额外的利益。尽管我也讨厌部分金融机构的贪婪，但这次我并没站在奥巴马和美国民众这边。

l            首先，从法律关系看，

u       美国纳税人与AIG没有直接法律关系。美国纳税人可以谴责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但不能对AIG直接指手画脚。

u       美国政府与AIG之间有法律关系（如优先股），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注资协议，及注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如董事会和内控等。如果当初的法律协议及治理结构中均未规定奖金，则AIG发放奖金完全合法，声讨AIG奖金就是马后炮了。如果要谴责，只能从道义上谴责AIG，或谴责美国政府的失责。可惜的是，少有人谴责美国政府的失责，奥巴马也完全以旁观者的身份谴责AIG，仿佛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可见美国政府作为投资人的经验很少，跟CIC差不多。

u       美国政府与AIG的业务伙伴: 没有法律关系；AIG与业务伙伴：有法律关系, AIG必须履行合约。在一般公司重组时，可能各方综合考虑各自利益后重新分配利益关系，但此次美国政府应该没做到这点。尽管AIG变成国有，但非出于破产保护状态的公司，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履行合约。不管是员工还是业务伙伴（如高盛等交易对手），从AIG拿到按契约本该拿到的利益，无可厚非。如果他们不能拿到这些钱，AIG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破产算了。因AIG的稳定使高盛的合约和中国政府持美国两房债券的价值保持稳定，是不是美国纳税人和美国政府也要求高盛和中国政府限制奖金？

l            金融危机的责任。几乎所有人将责任指向金融机构的贪婪。但如果整个金融体系都出了问题，那原因是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有问题，还是问题背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制定者（如刻意保持低利率）或监管者的问题呢？如果金融机构不应该发奖金，那么高举大棒的监管者呢？有人质疑为何布什或格林斯潘仍然拿着高薪？那些不考虑自身实力冒风险贷款的穷人，是不是也该受到谴责呢？

l            美国政府注资不是白送的，是可收回的 – 如果AIG日后经营出现好转。与总注资金额比，1.65亿（不到千分之一）不是个大数字。如果能用这笔钱，稳定AIG的管理团队（尤其是如果竞争对手把高管都挖走），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从而避免美国政府大额损失（应该远大于这笔奖金），为什么不做呢？难道AIG可以倒，美国政府可以损失，但AIG管理团队不可以拿这笔奖金？

当然，普通民众，尤其是非金融领域收入又不高的民众，对AIG大额奖金的愤怒可以理解。CNN上就有各路民众对AIG的声讨（如http://www.ireport.com/docs/DOC-232040）。但愤怒容易让人丧失理性，也不能代替法律或游戏规则，奥巴马顺民意而表现出来的愤怒，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如果不考虑AIG CEO为了缓解政府和民众的压力而做出减少奖金的承诺，则奥巴马想阻止支付奖金的可能性将很小，最多是站在道德的顶峰吆喝一下而已，或象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不考虑法律只考虑国家意志了。

2009年3月10日菲律宾总统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中国则立即反击，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相信99%的中国人都认可姜瑜的声明，网上支持开站的也不在少数。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能完全控制这些有争议的岛屿。但我不是史学家和政治家，我没有能力判断到底这些岛屿应该归属谁，也没必要跟着别人摇旗呐喊义愤填膺，更不支持动不动就出动军队与人火拼。不过既然有争议，则双方必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理由可讲，除非一方凭借其强大实力而威胁对方。于是上网搜了一下这些岛屿的基本情况和领土争议，仅供参考。

黄岩岛（国际上称为Scarborough Shoal ）是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礁，距中沙环礁约160海里，距离广州500多海里，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港100海里，离马尼拉300多公里。上世纪90年代以前黄岩岛曾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目前则被菲律宾海军实际控制。

-------------------------------------------------------------------------------------------------------------------------------------------------------------

争议发生后，People Daily的简要观点如下：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u Bangzao refuted Saturday the latest Philippine claim over a Chinese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Zhu restated that Huangy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such a fact has been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hilippine Vice President and Foreign Secretary Teofisto Guingona made a statement on March 15, claiming that Huangyan Island was part of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and the Philippines "has exercised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area."

Commenting on the statement, Zhu reiterated that China has "sufficient historical and legal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uangyan Island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its surrounding waters have been a traditional fishing ground for Chinese fishermen.

Plen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has recorded that the island is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he said,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full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island is acknowled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pointed out that Huangyan island "has never been within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A number of treaties that demarcate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indicate that its western limit is 118 degrees east longitude. Huangyan island, however, is to the west of the line, and belongs to China's Zhongsha Archipelago," the spokesman said.

He said that maps published b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lso show that Huangyan Island is not within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He refuted the Philippine claim based on the pretext of its "200-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geographical vicinity", saying such a claim can find "no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law."

---------------------------------------------------------------------------------------------------------------------------------------------------------------------------------------------

菲律宾报纸MANILA TIMES的报道则显得底气不足， 但并未咄咄逼人：

GMA signs baselines bill Beijing protests Spratlys ‘claim’

China on Wednesday immediately protested President Gloria Arroyo signing into law a controversial bill defining the Philippines’ maritime boundaries.

Executive Secretary Eduardo Ermita said the “baselines law,” or Republic Act 9522 made the country’s territorial claims compliant with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nd was signed by President Arroyo on Tuesday.

But shortly after the bill became law, Beijing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 it, saying that certain islands that Manila claimed to be part of Philippine territory and included in the law have always been parts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Chinese Embassy hereby expresses strong opposition and solemn protest and reiterates that Huangyan Island and Nansha Islands have always been parts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and their adjacent waters,” the statement said. “The claim to territory sovereignty over Huangyan Island and Nansha Islands by the Philippines is illegal and invalid,” it adde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that with the baselines law, the Philippines would now be able to stake its claim to th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underwater land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extending from the exposed island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Informed sources from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said that China’s reaction wa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re are some Chinese citizens residing on som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

Wikipedia的描述则看上去比较中立：

The Philippin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ll claim Scarborough Shoal.

The Philippine Navy has always been vigilant in the Scarborough Shoal for any suspicious or possible economic activity acted by the other claimants. The Philippines base their claim on its proximity, its being in the Philippine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principle of terra nullius, which holds that it was previously unclaimed by a sovereign state, which is also applied by the Philippines in its claims to the Spratly Islan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and the Taiwanese bases for claims are that the shoal was first mapped in the Yuan Dynasty as early as 1279 and was historically used by Chinese fishermen.

The Chinese side states that the territorial claim b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s new. Treaties about the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in 1935 and sea territorial law in 1961 state that the westernmost line of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is 118 East longitude, and the shoal is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line. Also maps published before 1990 did not include the shoal as the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Timeline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阅读一篇文章：

Scarborough Shoal, a new Sino-Philippine conflict

http://www.dur.ac.uk/resources/ibru/publications/full/bsb7-2_keyuan.pdf

中国的政府官员或学术界各种雷人的话没少听，但下面这句似乎更离谱。最近，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集体轰炸，还有扬言要人肉他。他貌似简短的一句话，其实暴露了他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让人质疑他是否是个合格的市长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肯定）：

1.       他是否懂商业运营。企业运营有风险，尤其是当前经济危机时。地产企业投资大，价格波动大，一个大项目亏损几十亿很正常。如果廊坊来10个这么大的烂项目，亏损缺口达百亿，他是否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将这话？ 我只能理解为，无知者无罪。

2.       他是否有权利随便动用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先不说纳税人的钱如何应用，单场政府内控的角度，我也不觉得他有权动用这么大的资金。在没得到授权前就把‘要约’讲出来，是不是缺乏基本的内控理念？

3.       他是否知道要珍惜自己及政府的信誉？如果企业亏损巨大，而自己却无法提供大额资金，他的承诺必然无法实现。作为市长，无法实现承诺是很严重的信誉危机，但对他来讲，或许随便讲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兑现，自己也就没信誉可言了。

如果我是开发商，如果我信任廊坊有这个资金实力和信誉，那我一定马上去投资。在廊坊开店，本质上就是个option: 最低回报0%，最高回报等同于其他项目。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全世界都找不到。最蠢的是廊坊市，以0价格卖出了这样的option （这也间接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巨大的风险敞口实在没法弥补。

目前很多政府管理者，不懂经营，滥用资金，没有信誉，王市长不正是其真实写照吗？唯一的区别是，王市长比较好大喜功，把这些不耻行为公布出来，而其他多数人更懂得如何隐藏。

---------------------------------------------------------------------------------------------------------------------------------------------------------------

最近另一则备受关注的地产类新闻是贵阳邀请国内外十几家建筑设计所为其设计花溪CBD城市中心。网上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花溪是否适合搞这么大的CBD，而在

l            这些建筑太前卫，太丑 （如比喻成群魔乱舞、海洋生物的舞台、魔幻宫殿）

l            这些建筑为国外事务所的全球试验场，持此观点的包含众多国内建筑专家

从我个人来讲，关键点应该在花溪这样的地方是否适合搞这么大的CBD？或许几个写字楼就足够了。不过鉴于地产开发项目为私人企业行为，咱也管不到其是否有商业利益了。但对国外所前卫设计的指责，我非常不同意。

l            说起前卫建筑，我一直很喜欢国家大剧院，三里屯太古广场，世贸天阶+SOHU尚都，鸟巢，及CCTV智窗。北京由此改变其满街火材盒，大帽子和大石墩的刻板形象，大有城建压过上海之势。起初觉得大剧院严重破坏了古都风貌，不过后来随着大蛋周围水池和红色围墙的落成，及景观照明，我越来越觉得大剧院的设计太完美了，与周围的历史和政治建筑不同，但很和谐。

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欧美的现代建筑比我们还是前卫的多。如伦敦Swiss Re那栋大楼，就非常抢眼，很象伦敦古城的完美点缀。巴塞罗那夸张的建筑更多，很多都像童话世界。这与国内大城市满是方块彩色玻璃大厦，小城满是马赛克大厦完全不同。所以在沉闷的城市建设中多鼓励实用的前卫建筑，不是坏事。

l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仇视外国设计师，总觉得是某些国内专家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谁做的好就应该用谁。没有外资机构的竞争，国内机构只能是得过且过随便设计糊弄大家，看看北京的整体城市规划就知道了。与其批评外国人，还不如自己弄出好作品来。是不是试验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客户选择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建筑师有权自由设计，方案是否实用和被采用，是开发商的事情。所以选错了方案（不含设计缺陷），第一个要批评的是开发商，而不是设计师。至于众多人批评的是否环保节能等，那也是国家法规的事。首要批评的也是国家法规制定者的责任。

所以，我感觉到更多的不满，都来自对是否接受新鲜事物，是否能客观对待外来竞争的问题。作为大国，如果没有这样的开放包容心态，只能说明我们骨子里还停留在小农或小社阶段，离现代社会还差得远。

周六受邀参加一个风水的交流会。小时候偶尔听说风水，感觉就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尤其在南方，什么门口装个镜子，屋里放个水缸之类的。第一次觉得风水还有点意思是在汇丰时。当时香港人多，汇丰香港也很讲究风水，香港总部大楼与中银大厦也彼此在风水上明争暗斗。一同事说风水有其科学的一面，很多貌似封建迷信的东西其实都可从心理人体生理学或心理学得到解释。

因此周六准备好好跟着讲师研究一下。讲师是个台湾人，半长的白头发，中式上装，一看就象个风水师。据说他讲得不错，但本人并不全信。1个小时的培训前半部分是基本概念，如天干地支等，当然也有非常多插科打诨的赵本山式现代俏皮话。下半部分则比较‘务实’，如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决定如何投资（如每个月19号要存钱，可保证回报率），如何有桃花运（如屋里某个方向放水或放土）。讲师最后还要了我们的出生年月，手机号和性别，说要通过短信方式给大家提建议。

在培训的前半部分，我似乎突然间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曙光，原来古代这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造福当代。但全课听完觉得自己对风水还是一无所知。讲师讲自己不讲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我听下来他说的都是封建迷信啊。如何投资本是金融范畴的话题，我实在想不通跟生辰八字有啥关系，如果有关系，那还要那么多投行基金CFA人士做啥。桃花运也类似，不抛析个人个性和现状，及社会大环境，只是想通过室内布置实现，纯属胡扯。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结论式的推断，都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支持，让人难以相信、

在保留和研究中国本土文化方面，台湾已经算走在了前列。但听这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风水大师的讲解，我突然觉得就靠这批人来发扬传统文化，真的是我们的悲哀。我不知道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真的已远远落后于当代社会，还是咱自己没有发掘传统文化的潜力。

去年在藏区时，了解到藏传佛教寺庙有很多人在研究藏药，但似乎只停留在佛经层面，还不能应用到为普通百姓造福。在其他地区，似乎也大抵如此。在我们控诉日韩要将中医改名或申遗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谴责人家，而是好好反省自己。如果日韩真的在中医领域比我们强，我们还有何资格限制人家申遗？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好不到哪去。几千年来大家都惯常死记硬背，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多。于丹的论语，其实讲的也无非是将论语的内容生硬往现代社会套，听后除了觉得孔子伟大外，还有啥作用？我们最引以为豪的这个子那个子，有多少还能对现代社会有促进作用？即使越来越多人象于丹那样着手研究古典文献，但也只是研究或解说，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完整规范。所以有很多说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缺失，也就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即不甘心接受西方的文化理念，也没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规范（尤其在共产主义幻想破灭后），这种混沌状态必然持续。

德新社记者：去年，中国因为法国总统即将会见达赖而取消了本该在12月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是否每次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见达赖，即便是随便交谈或者是喝杯茶，都会威胁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呢？

杨洁篪：达赖提出要在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要赶走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要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士吗？德国、法国，其他的国家，愿不愿意自己四分之一的领土被分割出去？请记住，中国是一直支持德国的统一大业的。因此，达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同他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国的统一，要不要允许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他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

相比姜俞等硬邦邦强硬派发言人，杨部长算是比较温和的了。不过如果进一步研究一下问答双发的背景和立场，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presentation的技巧。

--------------------------------------------------------------------------------------------------------------------

俺5年前工作多是躲在办公室‘自摸’型的，偶尔冲出去对其他部门指手画脚，一般大家也惹不起。即使有半个不服不愤敢出来顶嘴的，也被偶旁征博引（内控啦，GAAP啦，税务法规啦）痛打回去。所以，communications skill还处在初级水平。上一个工作则需要大量与潜在客户打交道，如何将复杂的系统知识用简洁的财务或管理用语讲出来，投客户所好，还能拔高到战略层面，需要下一定功夫。记得连同一个词，双方理解都可能完全不同。如中资银行的‘会计’实际上在外资银行或外资公司里叫’operation’, 如汇款结算等业务。所以你跟银行说会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你想说的‘总帐’联系起来。

所以，必须做到了解别人提问时背后的真实想法，也要知道自己的答复对方听后的反应。如人家问你系统是不是功能强大且复杂，你须知道人家为啥这么问。功能强大OK， 问是否复杂是可能因为他们听说复杂，怕自己应付不了。如果你回答说是很复杂，人家就可能打退堂鼓。你说简单，人家就觉得你在骗他。所以你只能回答，系统功能强大，咨询顾问会在做项目时为客户提供培训，与客户共同商讨方案，并为客户留下详细的文档供日后使用。同时强调，做项目对每个人都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做完后自己价值得到提升（i.e. 有难度，但你做了有难度的东西，你身价倍涨）。这样，你既没说不复杂，也强调这个困难时可以克服的，是给大家的一次增值机会。这样的答复基本做到另问答双方皆大欢喜。

-------------------------------------------------------------------------------------------------------------------

回到德新社记者的问题。其提问的动因不外乎几点：

l            中国政府对西藏和藏民的镇压，甚至侵略占领（这是潜意识里的，他一般不直接问）

l            西方认为达赖是宗教领袖，宣扬的观点非常有深度，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接见达赖对自身也是提高，属宗教文化交流层次

l            每个国家都可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他国无权干涉（即他们想见谁就见谁）

l            当前的事实是谁接见达赖，谁就被中国政府抵制

中国政府的一贯观点：

l            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藏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了极大支持

l            达赖是政治人物，有分裂国家的企图

l            西方国家接见达赖，属干涉中国内政和支持分裂中国

l            谁接见达赖，就必然受到中国的制裁

从上面不难看出，第一点不可调和，短期内双方都无法达成一致。第四点双方一致。双发问答的主要分歧是达赖的定位和国家是否有接见达赖的权利。

先说达赖的定位。西方把达赖说成是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中国把达赖当成政治分离者。在我看来，达赖身居二职，宗教和政治身份兼备，因文化认同原因其宗教色彩往往被西方夸大。我们否认他的宗教地位只能向世人证明咱的无知和残暴。接见达赖是否受到制裁，其实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达赖是纯粹的流亡宗教领袖和圣人，则其他国家接见他无可厚非。但如果达赖是政治分离者，则接见他必然会涉及到中国的内政，甚至领土完整。

象江俞那样一味凶狠，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深人家对中国‘强权政治’的印象。就像朝鲜那位语气不亚于原子弹的大妈播音员，对扭转朝鲜形象只会起负面作用，更不会有人因为其语调和用词而增加对朝鲜的惧怕。

所以我建议以后咱回答中外记者时，先要搞清人家问题的动因，找出双方的分歧点和共同点，强调共同点分析分歧点，再试图通过增加彼此了解而不是简单的对抗的方式回复。如果是我，我将如下回答：

首先，我们先谈谈达赖的身份。达赖是宗教人物，也是政治人物。他叛逃中国50年，对现代藏区人民的理解有限，还有资格称为藏区的宗教领袖？我觉得达赖更多的时间在主张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赶走中国军队和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居民。这一要求不仅涉及到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对生活在藏区的其他人民极不公平。你认为一国总统与达赖只会探讨藏传佛教吗？我非常质疑欧盟各国领袖到底是否对藏传佛教有任何兴趣或任何理解。我所了解的是，达赖一直在到处宣扬西藏的独立或自封的自治，与各国领导人交流也必然与此相关。这种所谓的交谈和喝茶，其实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必然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就象我们也不能随便接见欧盟内的任何分离组织一样。

以后写博客，不准备写标题了，就一路随想下去，连续写个几百篇。

1.     晚上回家。感觉出租司机很沉闷，我问他是否睡着了。他说心情不好，父亲刚去世。于是聊到他父亲，70几岁，在延庆农村。他父亲30年代生人，经历的苦日子可想而知。从去年开始，政府开始给农村老人每个月开200多的退休金，并开始报销医药费。好日子才来不久，他就过世了。不过不管怎样，与他年轻时候比，我相信他都体会到了一丝幸福，至少每月生活费有了保障，也不再为医药费范畴。看来社保扩到到农村已经开始启动了。

之前看电影《活着》或《霸王别姬》等反应中国半个世纪社会变迁的影片，我都禁不住落泪。想想自己的父母也如此，从儿时日本侵略到土改，文革，到80/90年代国企的困境（东北国企发工资都曾经有问题），跟现在生活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好在最近几年，他们的工资翻了几番，也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所以，不跟国外比，只跟国内10年，20年，30年比，现在的生活算稳定多了。

2.     昨天看新闻，俄罗斯人冒着严寒在广场上示威抗议某事。想想这么冷的天，在外面走绝对不是件舒服事。还是中国人聪明，谁去做费体力还直接跟当局对抗的事啊？弄不好还被镇压。咱的人肉搜索可是高效舒适兼娱乐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网上示威，大概开创了世界民主议政的先河。管他躲猫猫，按摩报销，出国旅游，还是南京极品香烟局长，一旦惹了网民都不吃不了兜着走。我觉得温胡二人对人肉搜索的重视程度，应该超过人民日报，CCTV或CNNBCC之类的反动敌对媒体。

以前很反对人肉搜索对私人恩怨的刨根问底和隐私曝光，不过一旦经过适当疏导，把人的创造力持久力用到参政议政上，还是功劳不小。

两会中另一新鲜事是，很多民众关心的大事开始搞网上调研，如五一黄金周的安排。不管政治上是否采纳多数人意见，至少民众的想法可以发泄，大家也知道了多数人到底在想什么，政府官员和媒体也不能再杜撰人民的想法了。这对政策的制定多少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昨天看了一部电影《Avenging Angel》(复仇天使)，是关于1860年代位于盐湖城附近的摩门教内长老欲刺杀教会领袖Brigham Young的故事。影片男主角是虔诚的信徒，一直在尽一己之力来保护领袖的生命。故事源自真实的故事，所以顺便网上搜了搜。

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摩门教（Mormonism, or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第1世纪时所建立的最原始的教会。当年摩门教领袖Brigham Young为逃避迫害，带领信徒远走蛮荒西部，1847年来到落矶山脚下的盐湖城。摩门教衣著是白衬衫、黑长裤，简单素雅且衣不露肩，不抽烟喝酒，重视家庭价值，使盐湖城成为美国离婚率最低的城市。著名的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初中英文课提到的蝗虫和海鸥的故事，也源自早期摩门教的盐湖城。

影片男主角保护甚至仰慕宗教领袖之路也不平坦。他早期曾被长老利用作为消灭不同意见者的杀人工具。他后来才领悟到，保护领袖并不代表斩除异己，因为不同意见者可和睦相处，甚至共同推动教会进步。而真正的敌人并非意见不同者，而是那些心怀叵测将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上的人。

这几天的焦点是两会。本周倪萍高调出场，扬言坚决封杀山寨文化。她说，山寨文化全是盗版，全是剽窃，全是胡说八道，甚至将山寨文化比做不能捡的垃圾。也许倪大妈比咱高明，因为到现在我都不搞不清啥叫山寨文化。似乎主流文化以外的全是山寨文化，如村里搞个新年联欢会算山寨晚会，村里的明星（可能是小沈阳的前身吧）被称作山寨明星，被化妆成熊猫的松狮被称为山寨熊猫。无论如何，山寨文化还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很大快乐，至少是对国内死气沉沉的官方‘艺术’的替代品。

当然，很多高雅的人民艺术家，如倪妈，并不认可山寨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艺术。不过在我眼里，他们最多是‘革命’艺术家。在一个文化管制的国家里，连春晚都是政治任务时，真正的艺术，尤其是在高雅艺术家眼里的非主流艺术，可能也被打成山寨文化。所以打压山寨文化，很可能成为艺术霸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只有自己才是艺术，别人的东西全是糟粕，低俗和不上路的。无怪乎在巴黎那些大名鼎鼎的华人画家和作家，在中国都少有人知。

除了对艺术理解的不同外，倪妈还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试图用政治手段封杀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记得很早就有人说要封杀超女，也有很多说李宇春及玉米都太低俗。我也不喜欢超女，更不痴迷李宇春。不过既然那么多人喜欢他们，我相信一定有原因。我绝对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为什么喜欢那么‘低俗’的东西，只要他们的喜好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利益。说起文化要百花齐放，几乎没人站起来反对。但实际生活中，限制百花齐放的地方是在太多了，包括对电影的严苛审查。

在我眼里，封杀早已被滥用过度。现代社会就应该各取所需，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只要不伤害别人。不管是复仇天使还是倪妈，或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可能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做出一些未能与时俱进的傻事。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多包容，眼光放得再宽再远点。

今天一个叫童大焕的人写了篇文章，名字叫‘圆明园兽首事件：我们不能自打耳光’。类似的拍卖事件历年也不少，但本次中国政府似乎立场很坚决：反对华人购买被盗文物并赠回国内。不过从欧美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法律看，只要拍卖品所有人有证据表明自己合法拥有，便可拍卖。即使是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国际公约也只规定追溯期限于50年，更何况欧美多数国家并未签此公约。所以，基于当前的法国法律，阻止兽首拍卖并无法律依据，法国政府不支持禁拍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大家大可不必将卖兽首与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本次中国政府立场与拍卖所在地法国是否有关，因为国家最多可以限制国家出面购买，而无权限制个人或私人企业参与拍卖。是否上当，是否是国宝也是个人观点，国家无权随意干涉。

至于那位蔡铭超，他是否买，是否付款也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出多少钱，是否交罚款，是否受到法律制裁，他应该有数，完全不用我们担心。谈不上民族荣耀，更谈不我们自打耳光 – 太抬举自己的脸了吧，给蔡先生，他一定不煽的。尽管蔡的做法不符合商业惯例（除非中国政府限制入境能成为不买拍品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本兽首为早期从中国抢走的文物，也无可厚非。因为目前的商业惯例，法律和联合国公约不见得是合理的。那些发达国家是文物掠夺的主要国家，其法律自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看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90%以上的文物均是早期从其他国家掠夺的，好莱坞电影中欧美人到各国盗墓似乎也冠冕堂皇，这本身就是对那些文物输出国的不公平。所以，本次蔡的举动和中国政府的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或许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让那些‘合法’拥有被掠夺的文物者感到羞耻，并断绝他们靠买卖文物获取巨额利润的源头。即假使你可以拥有这些文物，但别指望能在未来光明正大高价卖出。这就像焚烧象牙一样，间接打击了盗墓和倒卖文物的现象。这两个兽首，未来价格也别指望节节攀升了，如果华人不买，谁还会出高价呢？

我原本对本次兽首事件持中立态度，直到圣罗兰的partner Pierre Berge出面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多人权并允许DL返藏。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支持一个自己把文物与政治联系起来，并自以为是圣人一样关心别人并随意指责别人的人。他多半把自己的良知和拯救世界的幻想建立在并不完整的认知上。让这样的人拥有我们的文物，是对我们文化的亵渎，还是把兽首归还博物馆，让普通民众一起欣赏吧。

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也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与负责日常运营的管理层不同，董事会更多涉及公司战略，控制和宏观架构，如决定公司的战略目标，经营计划，投融资，内控制度，并购解散及重要管理人员的任免等。

最早了解董事会可追溯到大学读会计学和经济法时。不过那时的理解仅限于书面。毕业后进入中外合资企业，原本董事会应该是中外双方管理企业的主要机构，但已经不记得当时JV是否有董事会，只知道外方对企业管理管得多，中方除了派个无用的副总，就没有其他作用了。有时JV出资方出现纠纷，与其说是外方侵占公司财产，还不如说是中方拱手奉送。我后面两家公司都是外资在中国的子公司或分支行，所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董事会。即，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其实都不存在董事会。

很多民企或国企在引入外部资金后，才被迫建立了董事会。董事成员一般由企业原管理人员或创始人，投资人及独立董事组成。企业原管理人员或创始人之前自己独立决策，有董事会后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会审批。前者可能觉得不爽，但实际上多人决策机制在多数情况下好过单人决策机制。我见过有的企业原本只是强在某一方面，如技术或销售，而新的董事会成员中增加了企业家，投资人，科学家/教授或政府官员，来自世界各地。这样新的董事会在战略规划，企业管理，公司治理，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上市并购，人才招聘和政府关系等多方面都能给企业带来进步。

但企业实际运营中，董事会还是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

l            最典型的问题是，董事会对企业运营的熟悉程度不够。加入董事会的管理层对企业运营比较了解，但也不排除只关注运营细节而忽视长期战略的情况。不参与企业运营的董事成员，则更容易出现对企业缺乏真正了解的情况。可以想象，如果盛大的董事不是游戏迷，则很难对游戏市场和盛大的产品服务有深入的认识，做出的决策也自然如天马行空。当然，负责日常运营的管理层也有义务将每月重大信息（如财务报告，运营总结，里程碑等）书面告知董事会成员。在定期的董事会上，也应把重大事项清楚列明。否则，董事会可能变成了业务大讨论，而不是决策制定机构。

l            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沟通。如果管理层不是企业创始人，或不是董事，则董事会与管理层很容易产生agency cost. 管理层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并不想把公司的全貌告知董事会，而董事会往往希望企业快速成长，只关注结果而不注重过程，有拔苗助长之嫌。如果CEO没进入董事会，不能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为自保，只能报喜不报忧，从而造成董事会与管理层沟通的不顺畅，造成企业运营和董事会决策的双失误。而董事出于对企业的深入了解，也应不限于企业创始人而多于管理层沟通。

l            董事操守问题。在诚信缺乏的中国，并不是每个董事都很清楚自己作为董事的职责。董事尽管最直接代表的是自身的股份，但董事决策应该基于公司利益，而不是个人股权利益。最近发生的炎黄健康传媒和日新租赁与财务投资人的矛盾均源自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之间因利益冲突导致的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董事是企业管理者，则可能出现隐瞒重大事项，如亚洲传媒舞弊案。 或出现董事在企业内部独霸一方，其他无股权的管理人员无法沟通。董事不按时参加董事会也是典型的缺乏职业操守的表现。我曾见过国外的董事，为了每个季度半天的董事会，特意从海外转机几次飞到内地城市。这样的敬业精神在国内还比较欠缺。

l            董事会职责不明确。公司章程和内控制度中，应该明确哪些事项必须由董事会决策，如开立关闭公司，并购，大额资本性支出，投融资等。我不知道亚洲传媒的公司章程中是否明确规定公司对外借款和担保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如果有此条，则大股东挪用公款成为黑纸白字的违约行为。

董事会的架构，除对民企适用外，对国企或国家机关也同样适用。常听说国内某地巨资造政府大楼或干部出国旅游。但这些报告并未提及机关是否有这样的权利。以著名的成都市政府新大楼为例。这个造价12亿的项目，如果在成都市政府决策权限内，而无需经四川省政府及中央政府审批，则巨资大楼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不管是媒体还是民众，在批评时只主观考虑了这种做法的好坏，而忽略了起更关键作用的约束机制是否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