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关于信访，我一直有话要说，直到看到这则通知。

几年前，曾有武警国安局之类的亲戚从老家来京，为抓捕上访者。我当时就很奇怪，人家有冤来上访，有何不对吗？中央怎能允许地方来抓人？

打车常跟司机聊天，司机提过多次上访者。说月坛南街的上访接待中心，在人大政协会议等关键时候，都有各地政府来带人走。还有几次外地政府与被带走的一家人同乘他车的。据说那家人每年都来，当地政府则派一些政要来北京苦口婆心劝他们，为他们买回家的票，可见政府官员和这家人每年光路费就要耗费大量国家钱财。有这精力，还不如趁早解决问题呢。

源自中国古代传统的信访制度，其实很不错，让普通百姓有了‘申冤’的好机会，也让中央知道地方是否有事在隐瞒，能更清楚各地的实际情况。一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也没有基层民众的信访，其自我纠察，自我改进，全国集中管理的能力，必然出现问题。

其实管企业和做人也一样，都要听取他人意见。任何人再牛，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与其一个人决策，不如请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决策。可惜的是，国内政府或企业要么是拉帮结伙（如校友，老乡和老同事等），要么是个人英雄主义一言堂。国外投行强调diversification, 如一个team里有欧美人，亚洲人，有Ibanker, 律师，会计师，咨询顾问或企业背景的，做事的覆盖面要好很多。

有个猎头，碰巧很多朋友都认识她。大家提起她，都有类似的结论 – 很负面的。可惜她似乎一直把自己当成有能力，有人缘的大美女。真希望她有一天能听一下别人的意见，看到真实的自己。如果30几岁后不知道如何自我修正，她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

这2年，国内群体性事件一下子多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矛盾增多，还是因为网络使之前被掩盖的类似事件更多公诸于众。目前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时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

l            听之认之：如贵州瓮安。

l            武力镇压：湖北石首。

l            介于听之认之与武力镇压之间，出动了警力，但没有保护应该被保护的人：通钢和陕西旅游大巴撞死村民（村民7小时内禁止游客下车http://news.sohu.com/20090813/n265930048.shtml）。

因群体性事件尚不多，所以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决定处理方式的确有困难，就容易出现方法各异，多做或少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政府习惯随意性下行政命令，没有明确的原则，不懂得分析，不清楚人民的基本权利（如可以游行示威，但不可以打砸抢）。

l            首先，尽管宪法保障公民游行集会和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实际生活中，这个权利难以实现。所以会出现地方政府动用警力，干涉人民这一基本权利甚至伤害群众的情况，如石首事件。

l            其次，在任何文明社会，伤害他人或妨碍他人自由，都不能接受。政府的工作就是保卫民众安全。所以政府未能在通钢事件中保护被打死的总经理，在陕西旅游车事件中未能保护车上的普通民众，都是失职的表现。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他们自己也没有勇于承担过失。韩国政府在处理双龙汽车工会武力破坏公司资产方面，就做得很好。

因SPACE被封，在新浪上开了个临时博客，把通钢事件放在上面。果然不出所料，没做任何推广，就有2个不速之客上来破口大骂。含蓄的那个说 ‘天大的笑话!资本家变成弱势群体!’，粗暴那个说‘你他妈的混账，不得好死，人在做，天在看，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看来在新浪开博，还真需要勇气，否则本来随便写写文章跟朋友沟通的，到后来成了卖国贼，成了人家天天咒骂的，就没有意思了。毕竟咱是普通人，写博客只是徒个乐，没有功利之心。

正如我一年前说过的，MSN上的读者素质还是很高的。论理的多，撒泼的少。多数人还是很理性的分析，而不是仅靠热血沸腾。

下午跟一个同事聊，觉得民企在中国太可怜了。到现在，人们提起资本家，还是觉得丑恶的，应该被处罚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国家的发展，不是靠国企，更不是靠外企，而应该靠民企吗？没有民企，哪有百度，新浪，QQ这种丰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企业，哪有能真正有国际竞争力，挤垮国际主要对手的华为等。尽管很多人都在提民企的原罪，但国企和外企没有原罪？中石油中石化垄断加油站垄断价格积累千亿利润不是原罪？西门子在纳粹期间发了大量不义之财，国际巨头为抢大单子在各国行贿，不也是原罪？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有钱，有权，勾结政府，企业就能做好。也曾跟一个朋友争论，企业的发展核心是什么。他说是政策，只要给政策，企业就能做好。我坚决反对，企业的成长，看政策，看创业团队，看战略，看执行，绝对不是一个两个因素就能决定的。看过太多的民企，有政府支持，有VC、PE投资，有顶尖的技术人员，有好的销售团队，但最后一无所成。所以，当大家在咒骂民企成长的肮脏性时，有没有想过其成长之路的必然性。没有强大的创业团队，业务模式，稳扎稳打的运营，企业不可能成功。如果说国企可以吃国家，外企可以吃总部，则民企必须在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自我发展，稍不留神，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或灭顶的新政策之灾，或管理内讧而垮掉。看看那些效益一般的国企和外企凭什么能高薪养人，就知道了民企没有任何资本做这些荣耀的事，生存才是关键。

然而，可怕的是，当今社会对企业家缺乏尊重，一边仇富，一边渴望自己暴富。民企发生纠纷，大家把人当成过街老鼠，可以随意凌辱。看到别人有钱，就认为是肮脏，而自己做事时，又可以抛弃道德，只管挣黑心钱。如果一个社会沦落到这个怪圈，那可真是我们的悲哀。

今天看到民企建龙集团重组吉林通化钢厂，引发的工人将建龙派驻的总经理陈国军殴打致死的新闻。看后非常震惊，几点想法，不得不说。

l            不管有何原因，陈建国被打死了，死后工人还不许医务人员和警察进入抢救。这是赤裸裸的谋杀，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不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能解释的。可惜的是，网上叫好者甚至占了50%以上，网络暴民化可见一斑。

l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责。事件的焦点之一是建龙是否合法并购通钢，并购后采取的措施是否合规。吉林省国资委作为原通钢的主要股东，和增长扩股后通钢的重要股东，在通钢招商引资及引资后的管理约束上负主要责任。国资卖给民企或外资都是商业行为，关键是转让价格是否合理，及转让后企业的责任。看价格合理，关键是转让是否公开透明。如果国资委公示企业转让，并找来合适数量的竞购方，则可证明价格合理。如果是黑箱操作，则价格不合理的概率大，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也大。至于引资后国企老员工如何安置，应该是国有资产改制的重要部分。如果合同没写清，也是国资委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指望一个民企去承担一个老企业几万离退休人员的包袱。如果在整个事件中有很多问题，那么首当其冲的‘罪人’应该是吉林国资委，而不是建龙集团。因为作为买家，他追求的必然是低价格，而卖家应该通过公开竞标等方式追求高价格，并保障原企业的特定利益（如退休员工安置）。这都是市场规律。但，当前矛盾的焦点，在工人与建龙集团，吉林省国资委则象独立第三方一样。

l            政府的强势。既然罪魁祸首是吉林省国资委，但人们为何把气撒在建龙派来的总经理身上？大家都很清楚，国资委惹不起，民企则依然没地位，是撒气筒。总经理被打死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这一决议更加荒诞。难道建龙的人就该被打死？员工打死人是应该的？政府可以光明正大解除与受害者建龙签订的企业增资的协议？如果这样，只能说民企的生存环境依然无比恶劣。如果此次事件中并购方主角是国企（如宝钢首钢），跨国公司（如总经理是个老外），可能都不会酿成此灾难。民企在人民心中，还是邪恶的，可以被欺负的，打死也活该的。

l            东北的市场经济环境问题。东北一向以政府低效，民风彪悍和诚信差著称。几个基金和券商均偷偷告诉我，东北的项目原则上他们不做，因为困难太大。通钢的暴力事件，更加剧了外界对东北经济改革步伐的质疑。很少人喜欢接受改革，但指望企业养一辈子，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遗憾的是在东北这一观念还很普遍。东北企业下岗问题严重，但暴力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我家乡很多国企倒闭，老职工一度发工资出现困难。市里也一度发生过职工到市政府或厂里静坐事件，但均未发生暴力行为，最后多数职工的工资都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得到了保证，甚至涨了很多。

l            企业并购风险。不知道建龙这样的民企在并购国企时如何考虑老职工的安置，如何考虑与安置职工的沟通。至少我知道很多MNC或基金在并购国内企业时，花了大精力聘请律师，会计师或专业人力或风险咨询顾问参与其中，并在并购合同中详细说明这些潜在债务的处理方法。民企可能因为财力或不规范，而忽视这点，最后酿成了大祸。境内企业并购尚有此问题，海外并购，尤其是并购工会力量强大的欧美汽车企业，阻力可想而知。

7.5日乌鲁木齐发生的暴乱，让人震惊，尤其是150人以上的死亡人数，其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3.14拉萨骚乱。其实本次冲突性质再清晰不过了，就是赤裸裸的骚乱，伤及了大量无辜平民，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也不是任何借口可以解释的。

与拉萨骚乱比，疆独分子恐怖主义的本质更加明显。据CNN报道，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 based in Munich, condemned the crackdow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peaceful protest was sparked by the unlawful mob beating and killing of Uyghur workers at a Guangdong toy factory more than a week ago.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eir failure to take any meaningful action to punish the Chinese mob for the brutal murder of Uyghurs is the real cause of this protest." 而3.12骚乱后，达赖的观点也很明确，尽管也提到了藏人的宗教和自诀权利，但也严厉谴责这一暴行，与WUC公然宣称其杀人放火行为的合理性不同。显而易见，WUC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民主主义色彩更浓。

看着那么多无辜百姓被杀害，心情的抑郁程度超过了去年四川地震。因为后者是自然灾害，而前者是人为灾害，更加痛心。作为一个生活在多民族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从小就没有体会过所谓的民族歧视，得到的反而是别人所没有的优惠，如高考加分，不受计划生育限制，更多的大学补贴。以至于有汉族同学梦想成为少数民族。老家各民族混居，通婚，语言和风俗互相影响，学习工作都很努力，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民族冲突。因此有些话不得不说。

l            屠杀百姓的罪恶，绝对不是可以找任何藉口搪塞的。拿本次事件导火索广东韶关事件说事更站不住脚。10几亿人口的国家，个人和小群体冲突屡见不鲜，社会不公的确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是民族冲突。只有敏感者，弱者，或者喜欢挑事者，才喜欢把一切冲突都归为民族或阶级冲突。

l            什么是二等公民？在教育，工作，其他权利方面受到限制的，才可称为二等公民，国内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应该都没有类似特别的限制，更不用说少数民族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比别人教育水平更高，工作更努力，财富更多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假象为二等公民的，如同样在西北但更善于经商的回民。我在上海东方路地铁外看见维族少年在掏人背包，在北京长虹桥下看到几岁的孩子在调包，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是谁让这些小偷成为二等公民。韶关玩具厂发生的骚乱，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网上的很多说法都是维族人的一些不检点行为，即即使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是否真的会珍惜？

l            国内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不是因为受伤者是少数民族就要以最快速度严惩对方？是不是少数民族犯罪就可以从轻处理？显然不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做了冲突中太多偏袒少数民族的事，有悖于一个法制社会和平等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也造成了部分民族混居区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过分忍让。骚乱后乌鲁木齐汉人上街自卫或殴打维人，也显示了汉人长期的不满，和国家对普通人安全保障的欠缺。

类似的骚乱中，除受伤害的无辜百姓外，其实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的维族兄弟。参与者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没参与者也要承受别人的排斥或因经济下滑造成的收入下降。毕竟，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下，独立几乎没可能。鲜血得来的，不可能是鲜花，只可能是惩罚。而最大的受益者是WUC，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煽动骚乱，而不承担带来的任何法律制裁，他们可以到处演讲，被捧成明星，还能收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资金资助。这样无成本，又揽金，又出头露面，又有一呼百应的信众，过着发达国家的滋润生活，还能享受到一旦事业成功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可怜那些暴乱参与者，成了WUC的炮灰，得不到什么，却失去了太多。

最近拜读了施维鉴著的《上海帮末日悍将 陈良宇传奇》。这应该是本地下小说，写的非常有趣。我对小说的真实程度不敢完全确信，当相信多数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文章从陈良宇父母宁波生活开始，讲到了陈的童年生活，及如何从彭浦机器厂工人一步步升到上海市委书记，及如何扯进周正毅案和社保基金案，及如何落网的过程。对于象我这种拼杀于职场涉世未深的小白领来讲，绝对受益非浅。尤其下面的几点：

Professional vs politicion.

象我这种经过职业洗脑，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professional，与以钻营为目的的政客或奸商，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以陈良宇为例，通过讨好后来升迁的科长，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后来开始私下关怀下属机构的J夫人和儿子，及曾同处机电一局的HJ，老市长WDH，逐步爬到后来的位置。周正毅则知道如何勾结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张荣坤如何勾结HJ夫人等。想想平时工作，一直思考如何改进工作，与那些思考如何找到合适人发展私人关系再到商业或政治关系相比，差距甚大。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陈良宇前期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加班，为人也很低调，朴素和谦卑。为了个人仕途，他可以回避争取个人利益，包括不考虑父亲要求政府归还早前被没收的豪宅的合理要求。但做出的政绩，如黄浦区城区改造和亮灯工程，旅游节等活动，却一直得到大力宣传。他后期受到腐化企业家的诱惑，再加上认为自己地位稳固上面有人罩着，所以越发不把中央和普通民众放在眼里，甚至关押东八块律师郑恩宠并到北京抓捕上访民众，导致其入狱后果。咱低调做人应该没问题，但可能没陈早期那么有眼光为了长远利益而不去斤斤计较，或者做了好事也没有大张旗鼓宣传为自己造势。

上海 上海

离开上海5年半了，尽管不象之前那么怀念上海，但对上海的感情依然难舍。北京甚至一直有同事或朋友把俺当成上海人（当然主要原因是精明，工作认真，且注意生活质量：）。陈良宇传中出现了太多自己很熟悉的名字，如机电一局出身的HJ陈良宇龚学平如何官官相护并挤走学者市长徐匡迪，申花足球俱乐部及郁知非与陈的关系，周正毅的东八块，刘金宝，陈的情妇（上大的新校区建设办党总支书记，名模马艳丽，财政局局长和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记），其秘书（后来的宝山区长），太太俱乐部上海慈善基金会，新黄浦集团，购买希尔顿酒店的浙江商人，久事公司，新世界百货和上海社保局局长等。听下来感觉上海这7，8年象回到了解放前的黑社会一样，早先自诩为中国最高效和廉政的政府，现在看来是个笑话。

上海变化最快的时间应该是92年南巡开始的12年左右时间，也就是到我离开上海的时间。 我来北京后看到的情形，与92年去上海读书时类似，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明明都在快速发展。北京不只城市建设在赶超上海，人的基本素质（如地铁中的自觉排队）也好过上海。 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还处于纸上谈兵，制造业（尤其民企）让位于江浙，投行PE/VC落后于北京（i.e. 缺乏创新），大学让位于浙大南大（跟北大清华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大），媒体业远不如北京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广州。认为上海只要有政策就可在5年内超过香港，不久的将来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的呼声，实在是痴人说梦。上海要走的路，实在太远。

尽管很多人对苏州并不感冒，我却一直认为苏州是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中国2000年前的古城，真正仍建在原址且有众多遗迹留下的，大概也只有苏州了。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园林假山，昆曲评弹，阳澄湖大闸蟹，碧螺春，丝绸，美食（如松鼠桂鱼），及众多古代的才子佳人，似乎到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以前一个海外华人同事，去了苏州后说，想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交往哲学，看看园林里的迂回曲折就知道了。去苏州玩不下10次，每次都有不同感受。如小小的木渎古镇，竟然出了台湾的一任总统严家淦，和当时上海的一个副市长严隽琪。

前天来苏州工业园出差，参加一个庆典。苏州工业园规划得非常好，到处郁郁葱葱，我们去的半政府机关建筑简洁明亮，旁边是个大湖，美国来的同事觉得特象硅谷。不过我我觉得比硅谷那种稀稀拉拉的别墅式办公楼更有人气。上午的庆典非常简单，几个主要领导人发言，基本都是直奔主题，发言+发牌+合影不超过半小时搞定。之后是几个当地银行分别找我们谈业务，基本是苏州分行投行业务部（估计只是虚名）与园区支行的组合，也基本是直奔主题谈各自业务的优势，也展望了与VC的长期合作意图，没有很多内地银行的那种风尘和匪气。这些银行的人员均是苏州当地人，其中BOC的还是海归和在读金融博士。当地银行纷纷表示，在我们没有苏州常驻人员的情况下，愿意为我们代理税务，工商和外管的工作，非常诚恳。

同来的还有苏州工业园招商引资的几个小美女。据说工业园级别很高，各级政府机关也属新建，所以少了内地机关的官僚气氛。以前汇丰同事提过，她当年跟工业园的税务和外管交流时，对方犯了个小错误，事后该人打来电话承认自己不对，并给出正确解释。这样的政府机关，大概在国内非常罕见。

中午见了一朋友，他开车带我在工业园兜风。在生活区，到处可见精致的公寓和写字楼，及商业设施，还有众多五星酒店和游乐园散落在金鸡湖畔。工业园感觉规划果然一流，除了缺乏陆家嘴那样的上百栋超密度商业楼宇外，其他方面均比浦东规划得更加有序。据说湖边的豪宅售价都在每平米超万，最贵的将近三万。苏州老城区则因旧城保护，不得大兴土木，所以越来越多苏州人迁至环境更好的工业园，而连接工业园和古城的地铁也在兴建中。据说，下周将有中新苏州工业园15周年庆典，中新均有国家元首参加。

每次从北京来苏州，都是直飞虹桥机场，然后乘车去工业园，路上只有1个小时。苏州到上海间也在修城际高铁，今后两个城市只需10几分钟的车程。早就有在上海工作的苏州朋友规划在老家买别墅，以后每日乘火车去上海上班。如果城际铁路的上海站设在地铁口，这个梦想将不难实现。有些苏州公司的老外，都住在上海，周末更是在上海花天酒地。

在大学时，碰到AA的一个新加坡人。他说新加坡政府当初在中国选择工业园时，重点考察了苏州和青岛。青岛形似新加坡，而苏州神似新加坡，因为苏州人保守。保守，则规范，则可培育小规模的乡企，也能成为需要规范运作的外资公司的制造基地。保守，也意味着创新少，冒险少，所以不能象温州义务那样私营经济活跃。所以，文化对地域经济影响很大。其实，上海也类似，规范有序使其成为众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首选地。北京大气，混乱，所以能诞生激进但近期突飞猛进的国企，及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

苏州频临上海，但成本更低，环境优美，政府高效，经济基础好，人素质高，民风好，因而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设厂。生产在苏州，管理在上海非常普遍。大批台资企业北迁苏州曾另广东非常绝望，而苏州沦为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基地也一度为某些国人所诟病。的确，苏州人的收入水平和经济活力与宁波等浙江城市比，还差了一些。但苏州离开了这些国际资本后，就能更加富裕吗？苏州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座明末产生了中国最早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一直是中国鱼米之乡兼经济要地。解放后苏南的乡镇企业也成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发展的典范，现在的苏州，不管是市区，还是昆山张家港常熟等附属县市，都是乡镇企业及外资公司的加工基地。离开这些外资加工厂，也不见得就象浙江那样自主私营经济就自然的到了发展。

让满街的唐伯虎与秋香穿着背心象义务商贩那样叫卖，也难为了他们。

苏州创投就是苏州人稳健低调的集中体现。不声不响中苏州创投拥有超过百亿基金规模，与10几家国内外基金建立合资基金，在工业园沙湖畔打造了一个类似硅谷环境的基金办公中心。北京上海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动作都慢了半拍。基金来了，但基金管理团队很显然仍然设在北京和上海，苏州有的除了法律意义上的实体外，还有各基金空荡荡的办公室。我相信，绝大多数基金注册在苏州，但很少投资在苏州，因为苏州的创新性私营科技企业太少了，远不如北京上海，也不如深圳杭州。所以，吸引资金并不见得就能鼓励创新，最重要的还是本土的创新氛围。苏州创投所能得到的，多半也是选择优质管理基金GP后的长期投资分红而已。但几十个虚拟基金办公室，多少也有些象征意义，如果有了创新氛围，苏州创投时不时在各合资基金前为优质项目吹风，再结合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一定可鼓励当地私营经济的发展。

晚上回北京，仍需去虹桥机场。叫了第一辆出租，不打表，只谈价。第二个出租车，与第一个类似的脏，司机要求我们必须支付回程的高速公路费。这点与上海的出租车差很多。前一天去苏州，上海的出租车没多收一分钱，态度好，车况非常好。可见一向保守有序的苏州，也不是真的缺少创新和野性。

昨天跟银行的朋友吃饭，她提到了currency accumulator (累计外汇期权). 累计外汇期权跌破合约价后，要按日双倍或更高倍数接货。也就是说，你当初跟投行的交易是10亿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但破价后的第二天，你可能需要购入20亿美元的合约，第三天40亿美元的合约，以此类推。更可怕的是该交易还涉及杠杆，即你的交易保证金很低，实际上的损失翻倍额远大于我上面的例子。这个金融毒品在香港已泛滥成灾，严重危及上市公司和富裕阶层的资产价值，中信泰富也因此损失惨重。

衍生品的确有部分对企业有价值，尤其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如为实际交易对冲风险的forward或option. 2年前小红筹结构公司海外资本金需分批汇入境内，但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确为这些公司带来很大的汇兑损失。不过上面那些高杠杆的accumulator, 我实在看不出其对企业有何意义，本质上更象是投行在与企业对赌，与老虎机作用类似。如果把投行比作类似金沙这样的赌博公司，那其交易对手的企业就是游手好闲的赌徒了。但赌徒挥霍的个人的资金，而衍生品的受害人则是本不应该专注于此的企业或个人。

我一直认为，企业长期生存的资本是为其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汇丰银行曾提过，只卖客户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只为了增加短期收入而销售，因为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产品，将很可能失去这个长期客户。部分投行显然不这么看，在明知破价后企业损失惨重，还销售，完全是没有商业道德的交易。我估计投行应该不会把衍生品的实际风险告知客户，更不会从客户内控的角度要求客户提供董事会的授权文件。挣钱容易，所以奖金分得也容易，如果当期不分奖金，可能下期银行出问题，钱就没了。这一销售和奖金文化，及差劲的公司治理，非常邪恶。

类似的邪恶文化在金融圈还不少。如有些对冲基金，在投资中国民企时设计了复杂的金融工具，旨在客户入套后能得到更多股权。很显然，企业并不懂也并不需要这些复杂的工具。很多PE或VC投资企业时也有对赌协议，尽管其性质好过对冲基金，但我也不支持这一做法。企业预测都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宏观经济形势，如果企业没达到某一目标就要出让相当部分股份，则创业团队的价值必然受到损失。这就违反了创业团队与投资机构利益一致共担风险和收益的初衷。很多创业团队在融资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把预测数字放到对赌协议没啥问题，往往到期后他们就想哭都哭不出了。

之所以说这些金融机构邪恶，除了产品本身邪恶外，他们还利用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对金融和风险缺乏概念的企业交往。企业当然算计不过这些聪明，aggressive, 有专业知识，又奸诈的机构了。所以不管是监管机构，还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都应该制定相应措施，使金融机构成为企业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不是短期的套利工具。

这两周一个意大利女同学从伦敦来中国旅行。她进学校第一学期就拿到Lehman IBD offer, 今年1月离开了Lehman。毕业时班里一共7个人进入Lehman（其中女生5个，而全班只有18个女生！），人数远高于进GS,MS的，不知道这是否说明Lehman的确更激进，或说明学校也就是Lehman这个档次，还不是GS和MS的核心学校。

目前7个同学已全部离开Lehman。有一个女生为了家庭离开Lehman HK去上海找工作，一个新加坡人从伦敦Lehman回新加坡后跳槽了，一个德国女生不喜欢Lehman的生活而离开投行圈，一个做trading的突然发现senior guys都离开了而他无法面对那个高风险的trading book而离开，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在Lehman破产后被迫离开。

该同学9月Lehman破产当天5：30AM上班，就收到到公司申请破产的通知。她的同事，有的在办公室大哭，也有拼命在公司里偷走一切能偷走的东西。整个公司都陷入混乱。试想，能进Lehman的很多都是各方面条件非常好，甚至一帆风顺的。谁能受得了突然间一无所有啊（公司option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

说起该同学，当时很多中国人对她印象并不好。不算多聪明，经验也不算多丰富，但非常aggressive, 难以沟通，而且样子也丑丑的。当时跟她一个study group很有nightmare的感觉，曾有人跟她小组讨论时摔门而出。所以本次她来北京，我对见她的意愿原本也不强（在学校很少跟她说话），很有例行公事的感觉。

不过昨天跟她聊天后，发现她还是很有个性的女孩。尽管不讲中文，别人也劝她只去北京上海，她还是自己去了成都，西安，杭州和苏州。她在故宫旁的小公园花10元买了门票，然后跟一群美国消防队员混进故宫，在故宫逛了7小时，很多地方她都看了2，3遍。她尝试在西安城墙上骑自行车，逛成都茶馆，她还在成都陈麻婆豆腐关门后给宾馆打电话，最后宾馆服务员赶到豆腐店让她进门并帮其点菜。她今天还要去买珍珠，玉石和美甲。她还去过伊朗缅甸等地。

看来这个凶巴巴的女孩，还是很爱冒险，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而且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非常镇静，有自己独到的解决问题方法。无怪乎尽管当时大家那么不喜欢她，她在找工作时还是那么所向披靡。很多人都一样，了解多了，会发现很多闪光点，才知道是否值得交往。

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意见还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如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等。

上海梦想回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有20几年了。俺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也是围绕沪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比较展开。上面的观点，跟俺的论文很类似，空洞而苍白，缺乏对金融业的深入理解，想当然认为金融中心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和数据（如外汇中心交易量）来说明。

大概3年前英国做过一项研究报告，认为伦敦和纽约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新加坡都只能算区域金融中心，都缺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报告反而认为从长期看，最有可能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的是上海。从长期看我不反对这个观点，我也希望国内出现国际级金融中心，但短期内，至少在2020年前，这还只是个美丽的梦想，除非我们采取非常激进的手段。

首先，上海是否是国内金融中心还有待商榷。上海本地的金融机构，鲜有在业内响当当的，一个趋势是这些金融机构在北京与深圳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也说明上海金融市场缺乏活力。

l            商业银行中的大佬都在北京，股份制银行的代表是深圳的招行和北京的民生，上海的浦发则国有味道太浓，甚至最早有汇丰投资的上海银行反而现在越来越落后于已上市的北京银行。相对而言，设在上海的外资行发展都不错，但部分原因是国家政策鼓励的缘故。

l            保险业的太保，规模上不如北京国有的中国人寿，也不如深圳的平安,发展势头甚至不如设在北京的后起之秀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据做过太保咨询项目的朋友讲，这个公司的确很混乱。

l            中国最好的本土券商是中金和中信证券，发展更早的上海本地券商申万和国泰君安现在发展均不够理想。中国最好的外资券商也是设在北京的高盛高华和UBSS。

l            中国领先的股票基金很多都在深圳，VC中心在北京，PE中心则北京上海各具优势。

其次，意见中提到的都是国内金融中心的建设，根本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一个韩国企业想境外投资或融资，没有考虑到上海联系当地银行，那么上海就不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南非的企业需要融资时，会去伦敦找banker，因为后者掌握了更多的市场信息。当然，这里的banker, 并不是说英国本地的HSBC, Barclays,而可能是境外的金融机构身在伦敦的分支机构，如高盛和大摩。东京不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日本人不爱说英语，无法做国际业务。

再次，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的条件是货币自由兑换，信息通畅，金融监管能力强，同时也是人才中心。

l            目前人民币仍不可自由兑换，利率仍未市场化，这也意味着资金不可自由进出，银行产品非常单一。 连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远期交易都需要在境外做，国内何谈国际金融中心呢？

l            若干年前国内还曾有过是否允许路透的财经信息进入中国，这就更搞笑了。没有实时的国际财经信息，电视杂志报纸互联网全面管制，怎么可能为金融中心提供必要的信息？

l            各种研究报告都在提上海本地金融人才多，其实更是胡扯。伦敦是EMEA的金融中心，因为伦敦银行的团队中有能独立处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各国市场的专业人士 – 不仅流利讲当地语言，也有当地的工作经验。迪拜等海湾等金融中心想聘请海外金融人才时，也会去伦敦招聘，而不是在自己国家内部解决。象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德国机构，其很多业务（包括前台和后台）的最优质人才都在伦敦分行，而不是银行总部的法兰克福。上海金融人士连去北京和深圳抢项目的能力都有限，别说去韩国日本印度抢项目了。另外，不管是伦敦还是纽约当地都有顶尖的金融类大学和研究机构，而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尚处于国家严格管制阶段，还没有学术自由，更没有国际视野，无法为金融中心提供必要的人才和研究。

l            金融中心的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因为他服务的市场是国际市场，不是国内市场。伦敦巴士和地铁里很多人，你仔细听或观察就能发现，外国人的比例非常之高。香港的国际专业人士也比较多，国内原本就不多，再加上最近国内市场的发展，国际人士还有减少的趋势。

l            金融市场处于初级阶段，也意味着监管者的能力也是制约因素。他们自己不懂的业务，多半不会让市场推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管。

最后，目前主导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很多机构都是政府或国有企业，包括证交所和大型金融机构。真正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必然离不开世界各地的各种机构参与。目前不管是民企还是外企，进入金融领域都有很多限制，境外投行和基金均不能直接进入中国营业。所以想靠四大银行，政府的交易所，来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不可能。

这几天美国政府和民众关于AIG奖金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奥巴马甚至发誓将寻求一切法律途径来阻止AIG向部分高管派发总额1.65亿美元的奖金和续聘津贴。美国民众也声讨AIG为无良贪婪的金融机构，拿着纳税人的钱挥霍。甚至还有人质疑美国政府注资1730亿美元给AIG后，有超过900亿美元支付给其他金融机构（高盛129亿，法兴119亿，德银118亿美元）。AIG的首席执行官(CEO) Edward Liddy昨天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一部分奖金是不合时宜。

我们不妨将这次风波的法律关系简化如下：

美国纳税人 –> 美国政府 –> AIG –> 业务伙伴 (包括员工，交易对手，客户等)

反对AIG奖金者认为AIG的业务伙伴受惠于纳税人，所以不应享受额外的利益。尽管我也讨厌部分金融机构的贪婪，但这次我并没站在奥巴马和美国民众这边。

l            首先，从法律关系看，

u       美国纳税人与AIG没有直接法律关系。美国纳税人可以谴责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但不能对AIG直接指手画脚。

u       美国政府与AIG之间有法律关系（如优先股），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注资协议，及注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如董事会和内控等。如果当初的法律协议及治理结构中均未规定奖金，则AIG发放奖金完全合法，声讨AIG奖金就是马后炮了。如果要谴责，只能从道义上谴责AIG，或谴责美国政府的失责。可惜的是，少有人谴责美国政府的失责，奥巴马也完全以旁观者的身份谴责AIG，仿佛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可见美国政府作为投资人的经验很少，跟CIC差不多。

u       美国政府与AIG的业务伙伴: 没有法律关系；AIG与业务伙伴：有法律关系, AIG必须履行合约。在一般公司重组时，可能各方综合考虑各自利益后重新分配利益关系，但此次美国政府应该没做到这点。尽管AIG变成国有，但非出于破产保护状态的公司，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履行合约。不管是员工还是业务伙伴（如高盛等交易对手），从AIG拿到按契约本该拿到的利益，无可厚非。如果他们不能拿到这些钱，AIG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破产算了。因AIG的稳定使高盛的合约和中国政府持美国两房债券的价值保持稳定，是不是美国纳税人和美国政府也要求高盛和中国政府限制奖金？

l            金融危机的责任。几乎所有人将责任指向金融机构的贪婪。但如果整个金融体系都出了问题，那原因是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有问题，还是问题背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制定者（如刻意保持低利率）或监管者的问题呢？如果金融机构不应该发奖金，那么高举大棒的监管者呢？有人质疑为何布什或格林斯潘仍然拿着高薪？那些不考虑自身实力冒风险贷款的穷人，是不是也该受到谴责呢？

l            美国政府注资不是白送的，是可收回的 – 如果AIG日后经营出现好转。与总注资金额比，1.65亿（不到千分之一）不是个大数字。如果能用这笔钱，稳定AIG的管理团队（尤其是如果竞争对手把高管都挖走），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从而避免美国政府大额损失（应该远大于这笔奖金），为什么不做呢？难道AIG可以倒，美国政府可以损失，但AIG管理团队不可以拿这笔奖金？

当然，普通民众，尤其是非金融领域收入又不高的民众，对AIG大额奖金的愤怒可以理解。CNN上就有各路民众对AIG的声讨（如http://www.ireport.com/docs/DOC-232040）。但愤怒容易让人丧失理性，也不能代替法律或游戏规则，奥巴马顺民意而表现出来的愤怒，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如果不考虑AIG CEO为了缓解政府和民众的压力而做出减少奖金的承诺，则奥巴马想阻止支付奖金的可能性将很小，最多是站在道德的顶峰吆喝一下而已，或象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不考虑法律只考虑国家意志了。

2009年3月10日菲律宾总统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中国则立即反击，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相信99%的中国人都认可姜瑜的声明，网上支持开站的也不在少数。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能完全控制这些有争议的岛屿。但我不是史学家和政治家，我没有能力判断到底这些岛屿应该归属谁，也没必要跟着别人摇旗呐喊义愤填膺，更不支持动不动就出动军队与人火拼。不过既然有争议，则双方必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理由可讲，除非一方凭借其强大实力而威胁对方。于是上网搜了一下这些岛屿的基本情况和领土争议，仅供参考。

黄岩岛（国际上称为Scarborough Shoal ）是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礁，距中沙环礁约160海里，距离广州500多海里，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港100海里，离马尼拉300多公里。上世纪90年代以前黄岩岛曾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目前则被菲律宾海军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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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发生后，People Daily的简要观点如下：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u Bangzao refuted Saturday the latest Philippine claim over a Chinese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Zhu restated that Huangy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such a fact has been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hilippine Vice President and Foreign Secretary Teofisto Guingona made a statement on March 15, claiming that Huangyan Island was part of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and the Philippines "has exercised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area."

Commenting on the statement, Zhu reiterated that China has "sufficient historical and legal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uangyan Island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its surrounding waters have been a traditional fishing ground for Chinese fishermen.

Plen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has recorded that the island is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he said,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full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island is acknowled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pointed out that Huangyan island "has never been within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A number of treaties that demarcate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indicate that its western limit is 118 degrees east longitude. Huangyan island, however, is to the west of the line, and belongs to China's Zhongsha Archipelago," the spokesman said.

He said that maps published b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lso show that Huangyan Island is not within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He refuted the Philippine claim based on the pretext of its "200-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geographical vicinity", saying such a claim can find "no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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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报纸MANILA TIMES的报道则显得底气不足， 但并未咄咄逼人：

GMA signs baselines bill Beijing protests Spratlys ‘claim’

China on Wednesday immediately protested President Gloria Arroyo signing into law a controversial bill defining the Philippines’ maritime boundaries.

Executive Secretary Eduardo Ermita said the “baselines law,” or Republic Act 9522 made the country’s territorial claims compliant with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nd was signed by President Arroyo on Tuesday.

But shortly after the bill became law, Beijing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 it, saying that certain islands that Manila claimed to be part of Philippine territory and included in the law have always been parts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Chinese Embassy hereby expresses strong opposition and solemn protest and reiterates that Huangyan Island and Nansha Islands have always been parts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and their adjacent waters,” the statement said. “The claim to territory sovereignty over Huangyan Island and Nansha Islands by the Philippines is illegal and invalid,” it adde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that with the baselines law, the Philippines would now be able to stake its claim to th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underwater land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extending from the exposed island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Informed sources from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said that China’s reaction wa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re are some Chinese citizens residing on som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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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的描述则看上去比较中立：

The Philippin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ll claim Scarborough Shoal.

The Philippine Navy has always been vigilant in the Scarborough Shoal for any suspicious or possible economic activity acted by the other claimants. The Philippines base their claim on its proximity, its being in the Philippine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principle of terra nullius, which holds that it was previously unclaimed by a sovereign state, which is also applied by the Philippines in its claims to the Spratly Islan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and the Taiwanese bases for claims are that the shoal was first mapped in the Yuan Dynasty as early as 1279 and was historically used by Chinese fishermen.

The Chinese side states that the territorial claim b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s new. Treaties about the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in 1935 and sea territorial law in 1961 state that the westernmost line of the Philippine territory is 118 East longitude, and the shoal is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line. Also maps published before 1990 did not include the shoal as the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Timeline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阅读一篇文章：

Scarborough Shoal, a new Sino-Philippine conflict

http://www.dur.ac.uk/resources/ibru/publications/full/bsb7-2_keyuan.pdf

中国的政府官员或学术界各种雷人的话没少听，但下面这句似乎更离谱。最近，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集体轰炸，还有扬言要人肉他。他貌似简短的一句话，其实暴露了他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让人质疑他是否是个合格的市长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肯定）：

1.       他是否懂商业运营。企业运营有风险，尤其是当前经济危机时。地产企业投资大，价格波动大，一个大项目亏损几十亿很正常。如果廊坊来10个这么大的烂项目，亏损缺口达百亿，他是否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将这话？ 我只能理解为，无知者无罪。

2.       他是否有权利随便动用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先不说纳税人的钱如何应用，单场政府内控的角度，我也不觉得他有权动用这么大的资金。在没得到授权前就把‘要约’讲出来，是不是缺乏基本的内控理念？

3.       他是否知道要珍惜自己及政府的信誉？如果企业亏损巨大，而自己却无法提供大额资金，他的承诺必然无法实现。作为市长，无法实现承诺是很严重的信誉危机，但对他来讲，或许随便讲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兑现，自己也就没信誉可言了。

如果我是开发商，如果我信任廊坊有这个资金实力和信誉，那我一定马上去投资。在廊坊开店，本质上就是个option: 最低回报0%，最高回报等同于其他项目。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全世界都找不到。最蠢的是廊坊市，以0价格卖出了这样的option （这也间接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巨大的风险敞口实在没法弥补。

目前很多政府管理者，不懂经营，滥用资金，没有信誉，王市长不正是其真实写照吗？唯一的区别是，王市长比较好大喜功，把这些不耻行为公布出来，而其他多数人更懂得如何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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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另一则备受关注的地产类新闻是贵阳邀请国内外十几家建筑设计所为其设计花溪CBD城市中心。网上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花溪是否适合搞这么大的CBD，而在

l            这些建筑太前卫，太丑 （如比喻成群魔乱舞、海洋生物的舞台、魔幻宫殿）

l            这些建筑为国外事务所的全球试验场，持此观点的包含众多国内建筑专家

从我个人来讲，关键点应该在花溪这样的地方是否适合搞这么大的CBD？或许几个写字楼就足够了。不过鉴于地产开发项目为私人企业行为，咱也管不到其是否有商业利益了。但对国外所前卫设计的指责，我非常不同意。

l            说起前卫建筑，我一直很喜欢国家大剧院，三里屯太古广场，世贸天阶+SOHU尚都，鸟巢，及CCTV智窗。北京由此改变其满街火材盒，大帽子和大石墩的刻板形象，大有城建压过上海之势。起初觉得大剧院严重破坏了古都风貌，不过后来随着大蛋周围水池和红色围墙的落成，及景观照明，我越来越觉得大剧院的设计太完美了，与周围的历史和政治建筑不同，但很和谐。

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欧美的现代建筑比我们还是前卫的多。如伦敦Swiss Re那栋大楼，就非常抢眼，很象伦敦古城的完美点缀。巴塞罗那夸张的建筑更多，很多都像童话世界。这与国内大城市满是方块彩色玻璃大厦，小城满是马赛克大厦完全不同。所以在沉闷的城市建设中多鼓励实用的前卫建筑，不是坏事。

l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仇视外国设计师，总觉得是某些国内专家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谁做的好就应该用谁。没有外资机构的竞争，国内机构只能是得过且过随便设计糊弄大家，看看北京的整体城市规划就知道了。与其批评外国人，还不如自己弄出好作品来。是不是试验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客户选择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建筑师有权自由设计，方案是否实用和被采用，是开发商的事情。所以选错了方案（不含设计缺陷），第一个要批评的是开发商，而不是设计师。至于众多人批评的是否环保节能等，那也是国家法规的事。首要批评的也是国家法规制定者的责任。

所以，我感觉到更多的不满，都来自对是否接受新鲜事物，是否能客观对待外来竞争的问题。作为大国，如果没有这样的开放包容心态，只能说明我们骨子里还停留在小农或小社阶段，离现代社会还差得远。

德新社记者：去年，中国因为法国总统即将会见达赖而取消了本该在12月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是否每次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见达赖，即便是随便交谈或者是喝杯茶，都会威胁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呢？

杨洁篪：达赖提出要在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要赶走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要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士吗？德国、法国，其他的国家，愿不愿意自己四分之一的领土被分割出去？请记住，中国是一直支持德国的统一大业的。因此，达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同他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国的统一，要不要允许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他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

相比姜俞等硬邦邦强硬派发言人，杨部长算是比较温和的了。不过如果进一步研究一下问答双发的背景和立场，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presentation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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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5年前工作多是躲在办公室‘自摸’型的，偶尔冲出去对其他部门指手画脚，一般大家也惹不起。即使有半个不服不愤敢出来顶嘴的，也被偶旁征博引（内控啦，GAAP啦，税务法规啦）痛打回去。所以，communications skill还处在初级水平。上一个工作则需要大量与潜在客户打交道，如何将复杂的系统知识用简洁的财务或管理用语讲出来，投客户所好，还能拔高到战略层面，需要下一定功夫。记得连同一个词，双方理解都可能完全不同。如中资银行的‘会计’实际上在外资银行或外资公司里叫’operation’, 如汇款结算等业务。所以你跟银行说会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你想说的‘总帐’联系起来。

所以，必须做到了解别人提问时背后的真实想法，也要知道自己的答复对方听后的反应。如人家问你系统是不是功能强大且复杂，你须知道人家为啥这么问。功能强大OK， 问是否复杂是可能因为他们听说复杂，怕自己应付不了。如果你回答说是很复杂，人家就可能打退堂鼓。你说简单，人家就觉得你在骗他。所以你只能回答，系统功能强大，咨询顾问会在做项目时为客户提供培训，与客户共同商讨方案，并为客户留下详细的文档供日后使用。同时强调，做项目对每个人都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做完后自己价值得到提升（i.e. 有难度，但你做了有难度的东西，你身价倍涨）。这样，你既没说不复杂，也强调这个困难时可以克服的，是给大家的一次增值机会。这样的答复基本做到另问答双方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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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德新社记者的问题。其提问的动因不外乎几点：

l            中国政府对西藏和藏民的镇压，甚至侵略占领（这是潜意识里的，他一般不直接问）

l            西方认为达赖是宗教领袖，宣扬的观点非常有深度，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接见达赖对自身也是提高，属宗教文化交流层次

l            每个国家都可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他国无权干涉（即他们想见谁就见谁）

l            当前的事实是谁接见达赖，谁就被中国政府抵制

中国政府的一贯观点：

l            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藏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了极大支持

l            达赖是政治人物，有分裂国家的企图

l            西方国家接见达赖，属干涉中国内政和支持分裂中国

l            谁接见达赖，就必然受到中国的制裁

从上面不难看出，第一点不可调和，短期内双方都无法达成一致。第四点双方一致。双发问答的主要分歧是达赖的定位和国家是否有接见达赖的权利。

先说达赖的定位。西方把达赖说成是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中国把达赖当成政治分离者。在我看来，达赖身居二职，宗教和政治身份兼备，因文化认同原因其宗教色彩往往被西方夸大。我们否认他的宗教地位只能向世人证明咱的无知和残暴。接见达赖是否受到制裁，其实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达赖是纯粹的流亡宗教领袖和圣人，则其他国家接见他无可厚非。但如果达赖是政治分离者，则接见他必然会涉及到中国的内政，甚至领土完整。

象江俞那样一味凶狠，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深人家对中国‘强权政治’的印象。就像朝鲜那位语气不亚于原子弹的大妈播音员，对扭转朝鲜形象只会起负面作用，更不会有人因为其语调和用词而增加对朝鲜的惧怕。

所以我建议以后咱回答中外记者时，先要搞清人家问题的动因，找出双方的分歧点和共同点，强调共同点分析分歧点，再试图通过增加彼此了解而不是简单的对抗的方式回复。如果是我，我将如下回答：

首先，我们先谈谈达赖的身份。达赖是宗教人物，也是政治人物。他叛逃中国50年，对现代藏区人民的理解有限，还有资格称为藏区的宗教领袖？我觉得达赖更多的时间在主张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赶走中国军队和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居民。这一要求不仅涉及到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对生活在藏区的其他人民极不公平。你认为一国总统与达赖只会探讨藏传佛教吗？我非常质疑欧盟各国领袖到底是否对藏传佛教有任何兴趣或任何理解。我所了解的是，达赖一直在到处宣扬西藏的独立或自封的自治，与各国领导人交流也必然与此相关。这种所谓的交谈和喝茶，其实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必然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就象我们也不能随便接见欧盟内的任何分离组织一样。

昨天看了一部电影《Avenging Angel》(复仇天使)，是关于1860年代位于盐湖城附近的摩门教内长老欲刺杀教会领袖Brigham Young的故事。影片男主角是虔诚的信徒，一直在尽一己之力来保护领袖的生命。故事源自真实的故事，所以顺便网上搜了搜。

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摩门教（Mormonism, or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第1世纪时所建立的最原始的教会。当年摩门教领袖Brigham Young为逃避迫害，带领信徒远走蛮荒西部，1847年来到落矶山脚下的盐湖城。摩门教衣著是白衬衫、黑长裤，简单素雅且衣不露肩，不抽烟喝酒，重视家庭价值，使盐湖城成为美国离婚率最低的城市。著名的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初中英文课提到的蝗虫和海鸥的故事，也源自早期摩门教的盐湖城。

影片男主角保护甚至仰慕宗教领袖之路也不平坦。他早期曾被长老利用作为消灭不同意见者的杀人工具。他后来才领悟到，保护领袖并不代表斩除异己，因为不同意见者可和睦相处，甚至共同推动教会进步。而真正的敌人并非意见不同者，而是那些心怀叵测将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上的人。

这几天的焦点是两会。本周倪萍高调出场，扬言坚决封杀山寨文化。她说，山寨文化全是盗版，全是剽窃，全是胡说八道，甚至将山寨文化比做不能捡的垃圾。也许倪大妈比咱高明，因为到现在我都不搞不清啥叫山寨文化。似乎主流文化以外的全是山寨文化，如村里搞个新年联欢会算山寨晚会，村里的明星（可能是小沈阳的前身吧）被称作山寨明星，被化妆成熊猫的松狮被称为山寨熊猫。无论如何，山寨文化还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很大快乐，至少是对国内死气沉沉的官方‘艺术’的替代品。

当然，很多高雅的人民艺术家，如倪妈，并不认可山寨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艺术。不过在我眼里，他们最多是‘革命’艺术家。在一个文化管制的国家里，连春晚都是政治任务时，真正的艺术，尤其是在高雅艺术家眼里的非主流艺术，可能也被打成山寨文化。所以打压山寨文化，很可能成为艺术霸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只有自己才是艺术，别人的东西全是糟粕，低俗和不上路的。无怪乎在巴黎那些大名鼎鼎的华人画家和作家，在中国都少有人知。

除了对艺术理解的不同外，倪妈还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试图用政治手段封杀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记得很早就有人说要封杀超女，也有很多说李宇春及玉米都太低俗。我也不喜欢超女，更不痴迷李宇春。不过既然那么多人喜欢他们，我相信一定有原因。我绝对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为什么喜欢那么‘低俗’的东西，只要他们的喜好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利益。说起文化要百花齐放，几乎没人站起来反对。但实际生活中，限制百花齐放的地方是在太多了，包括对电影的严苛审查。

在我眼里，封杀早已被滥用过度。现代社会就应该各取所需，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只要不伤害别人。不管是复仇天使还是倪妈，或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可能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做出一些未能与时俱进的傻事。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多包容，眼光放得再宽再远点。

今天一个叫童大焕的人写了篇文章，名字叫‘圆明园兽首事件：我们不能自打耳光’。类似的拍卖事件历年也不少，但本次中国政府似乎立场很坚决：反对华人购买被盗文物并赠回国内。不过从欧美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法律看，只要拍卖品所有人有证据表明自己合法拥有，便可拍卖。即使是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国际公约也只规定追溯期限于50年，更何况欧美多数国家并未签此公约。所以，基于当前的法国法律，阻止兽首拍卖并无法律依据，法国政府不支持禁拍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大家大可不必将卖兽首与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本次中国政府立场与拍卖所在地法国是否有关，因为国家最多可以限制国家出面购买，而无权限制个人或私人企业参与拍卖。是否上当，是否是国宝也是个人观点，国家无权随意干涉。

至于那位蔡铭超，他是否买，是否付款也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出多少钱，是否交罚款，是否受到法律制裁，他应该有数，完全不用我们担心。谈不上民族荣耀，更谈不我们自打耳光 – 太抬举自己的脸了吧，给蔡先生，他一定不煽的。尽管蔡的做法不符合商业惯例（除非中国政府限制入境能成为不买拍品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本兽首为早期从中国抢走的文物，也无可厚非。因为目前的商业惯例，法律和联合国公约不见得是合理的。那些发达国家是文物掠夺的主要国家，其法律自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看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里90%以上的文物均是早期从其他国家掠夺的，好莱坞电影中欧美人到各国盗墓似乎也冠冕堂皇，这本身就是对那些文物输出国的不公平。所以，本次蔡的举动和中国政府的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或许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让那些‘合法’拥有被掠夺的文物者感到羞耻，并断绝他们靠买卖文物获取巨额利润的源头。即假使你可以拥有这些文物，但别指望能在未来光明正大高价卖出。这就像焚烧象牙一样，间接打击了盗墓和倒卖文物的现象。这两个兽首，未来价格也别指望节节攀升了，如果华人不买，谁还会出高价呢？

我原本对本次兽首事件持中立态度，直到圣罗兰的partner Pierre Berge出面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多人权并允许DL返藏。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支持一个自己把文物与政治联系起来，并自以为是圣人一样关心别人并随意指责别人的人。他多半把自己的良知和拯救世界的幻想建立在并不完整的认知上。让这样的人拥有我们的文物，是对我们文化的亵渎，还是把兽首归还博物馆，让普通民众一起欣赏吧。